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格局是什么?

1.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格局是什么?

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调控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是中国银监会.
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包括以下机构：
一、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二、国有商业银行：
1、中国工商银行
2、中国农业银行
3、中国银行
4、中国建设银行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交通银行
2、中信实业银行
3、中国光大银行
4、深圳发展银行
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6、招商银行
7、民生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等
四、政策性银行：
1、国家开发银行
2、中国进出口银行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五、主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1、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2、信用合作社和合作银行
3、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4、国家外汇管理局
六、外资银行和涉外金融机构。
除了银行体系以外;包括证券机构
在中国来说，我觉得我们国家是一个新兴市场，我们的法律体系还不太完善，我们市场本身的尽管也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责任追究机制还不是那么有效。我觉得我们的央行还不是独立的，还是政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要避免大的金融危机，有效的机制其实是有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

首先中国的金融体制的确效率不高，但是这个效率不高要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比较落后的格局，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需要。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微弱的金融压抑体系，而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比较有意识地放缓对金融业的开放，利用不是太开放的金融业状况，比较廉价地从金融体系里面借钱。能够维持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从而减轻改革的痛苦，这是整个改革的大思路。

当然我们的改革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了，所以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怎么提高金融体制的效率。

金融业里面资金的流动跟金融服务的开放恐怕是两回事，金融资金的服务是指可不可以允许百姓自由地把人民币资产转化成美元、日元、澳元出国投资，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完全放开。

另一方面是金融业的放开，在我们的金融没有完全流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邀请到很多境外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境内运作，通过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我们提高了竞争程度和效率。

完全放开金融市场会带来很大冲击

2.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格局是什么?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格局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是中国银监会。\x0d\x0a \x0d\x0a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包括以下机构 \x0d\x0a一、中央银行：\x0d\x0a中国人民银行\x0d\x0a  \x0d\x0a二、国有商业银行 ：\x0d\x0a 1、中国工商银行\x0d\x0a 2、中国农业银行\x0d\x0a 3、中国银行\x0d\x0a 4、中国建设银行\x0d\x0a  \x0d\x0a三、股份制商业银行：\x0d\x0a1、交通银行\x0d\x0a 2、中信实业银行\x0d\x0a 3、中国光大银行\x0d\x0a 4、深圳发展银行\x0d\x0a 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x0d\x0a 6、招商银行\x0d\x0a 7、民生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等\x0d\x0a  \x0d\x0a四、政策性银行： \x0d\x0a 1、国家开发银行\x0d\x0a 2、中国进出口银行\x0d\x0a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x0d\x0a  \x0d\x0a五、主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x0d\x0a1、中国人民保险公司\x0d\x0a 2、信用合作社和合作银行\x0d\x0a 3、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x0d\x0a 4、国家外汇管理局\x0d\x0a  \x0d\x0a六、外资银行和涉外金融机构：\x0d\x0a       除了银行体系以外，包括证券机构，在中国来说，我们国家是一个新兴市场，我们的法律体系还不太完善，我们市场本身的尽管也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责任追究机制还不是那么有效。我们的央行还不是独立的，还是政府的一个部分。我们国家要避免大的金融危机，有效的机制其实是有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x0d\x0a       首先中国的金融体制的确效率不高，但是这个效率不高要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历\x0d\x0a史过程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比较落后的格局，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需要。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微弱的金融压抑体系，而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比较有意识地放缓对金融业的开放，利用不是太开放的金融业状况，比较廉价地从金融体系里面借钱。能够维持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从而减轻改革的痛苦，这是整个改革的大思路。当然我们的改革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了，所以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怎么提高金融体制的效率。

3. 中国金融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金融的数字化最重要的是征信的数字化，其次是支付的数字化和财富管理的数字化，最后才是货币的数字化。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经济学家、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20（第十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发问，这也是他最近在研究的议题。
吴晓求说，大家都知道不要P2P式金融，但要明确我们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我们必须把我们未来的目标和中国现实的基础，做一个很好的把握和分析。
“我们今天把货币的数字化或者数字货币弄的非常热，有时候它是重要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金融的数字化最重要的是征信的数字化，其次是支付的数字化和财富管理的数字化，最后才是货币的数字化。”吴晓求在分享金融体系变革的其中一个方向时讲到。
以下为吴晓求演讲实录，有删节：
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这是有感而发，也是就当前的一些议论我想到这么一个题目。首先要看一看我们现实的基础以及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全面小康的社会，从人均GDP一百多美元到现在1万多美元，当然有多方面的作用，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金融的作用。
弄清五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P2P式金融我们不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未来的目标和中国现实的基础，做一个很好的把握和分析。
第一，我们到2020年将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的起点，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到2035年，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从全面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到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前后要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提前到2035年要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第二，从“十四五”规划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刚才高培勇院长科学准确地阐释了双循环格局的要义、要旨，也就是在这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其中，刚才高培勇教授说了，不要只看到双循环，核心是内循环为主，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要扩大我们的内需，这显然就需要金融的介入。同时这个内循环发展还是以创新引领、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是要进行产业的战略转型，产业转型时科技推动将变得非常重要，我们要告别过去那些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过度依赖所谓的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必须要走科技创新的道路。
第四，未来整个经济运行的平台发展变化，其中数字化、智能化是个基本特征。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复杂而严峻，新冠肺炎疫情会使整个政策的框架、全球的经济秩序和规则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需要的金融体系
当我们要把这些基本的情况理清楚，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部分当然是商业银行，它支配着中国金融资源大概70%的比重，我们资本市场的市值现在是80万亿，债券市场的余额是110万亿，中国银行业的中外币总资产是290万亿，这是大概的总数字。
当然，如果把债券市场加上，因为资本市场理论上说也包括债券市场，它接近是200万亿，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超过300万亿，加上其他的保险业其他类型，可以看出来，银行业还是占据了主体。
所以我们在未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银行体系？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重点在于数字化转型，我们不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国传统的银行就会被淘汰，所以数字化转型以及提高它的普惠性是中国银行体系未来的重要任务，这是其一。
第二，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重点在于市场化，市场化最重要的是要改善上市公司的结构，要让中国的资本市场拥有很好的财富管理部门，未来中国的金融功能不仅仅限于融资功能，慢慢要转向财富管理和风险配置，那么什么样的金融业态具有财富管理和风险配置的能力呢？资本市场。
所以，未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的功能变得特别重要，是下一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注册制就能理解清楚，因为它要赋予这个市场很好的财富管理功能。
第三，要拓展我们的财富管理平台、财富管理机构，我们现在人均GDP是1万多美元，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是什么概念？一般认为是超过2万美元，大约在25000美元左右，现在全世界成为发达国家的31个国家，最低的也在2万美元以上，这其中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会迅速的增大，它不但对资本市场提出了要求，而且对财富管理的机构提出了要求。
现在的公募基金是财富管理的一个平台，但是它的信用相对比较差，过去的“老鼠仓”太多，当然今天它正在改善，但是对人们的阴影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造一个透明的、规范的，大家可以相信的财富管理的平台。
第四，要大力推进支付业态的革命，金融除了贷款、财富管理、风险配置以外，支付清算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基于数字化的第三方支付仍然是未来我们要发展的重点和完善的重点。
第五，发展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及金融行为的科技金融，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现在不要把P2P看成科技金融，它是科技金融的另类，P2P的失败是有逻辑的，是必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和科技的结合的失败，两者结合仍是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重点。
第六，数字化金融。金融的数字化重点第一是在于征信的数字化，征信的数字化是金融变革的基础，是新金融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基础在于构建一个征信的数据平台。数字金融第二个内容是支付的数字化，第三是财富管理的数字化或者叫财富业态的数字化，最后才是货币的数字化。
我们今天把货币的数字化或者数字货币弄的非常热，有时候它是重要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对金融的数字化最重要的是征信的数字化，这是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这是第六个方面。
第七，要跟踪金融变革，适应时代变化，推动金融发展的创新型的监管体系。因为未来的金融业态会多样，监管的准则、标准、方法也应该是多样的，我们不能用一个监管准则和方法去监管多样化的金融业态，所以中国的金融监管要加快创新的步伐，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因为未来的金融非常多样，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如果我们未来的中国金融能做到这七点。
第八，最后一个是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
这八点，这就是未来中国所需要的现代金融。

4. 中国式金融危机的金融体系

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有很大区别。从狭义来说，金融体系就是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交易关系。但是在中国，金融体系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例如，中国的央行对各商业银行不仅仅有金融手段上的调控关系，还存在行政上的直接管理关系。又比如，在西方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非常独立的，在中国财政政策却常常要求银行的“配套措施”，故实质上也有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后也是非常核心的一点：中国几乎不存在由市场来自主定价的“利率”，也不存在市场自主定价的“汇率”。两者都是受到政府严控的。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包含政府的因素。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因素格外活跃，可以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考察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广义来说，就不能局限于金融机构，而必须看到政府的作用。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太大冲击。原因正是中国通过政府对利率、汇率等主要金融变量的严格控制，通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严格管制，人为地挡住了金融海啸。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自身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例如，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过去若干年中多次向银行体系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如果没有上述注资，这次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银行绝不会那么轻松脱身。又例如，为了控制跨境资金流动，中国政府一直采纳严格的售结汇制度，使得外汇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累积了高达两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45%的庞大外汇储备。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些钱掌握在政府而不是私人手中，基本没有投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炒作，是中国此次避免了在金融危机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因。但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此巨量的资金掌握在一个决策中心即政府手中，投向渠道极为单一(其中7000多亿美元是持有美国国债)，由于闲置、浪费、汇率波动和投资失败而已经造成的损失，也绝不是个小数字。比较中国和美国在维护金融体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出，两国的政策手段，各有千秋，也各有弊端。美国是让金融体系尽可能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出了大问题之后，政府还是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中国呢，如上所述，政府一直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锚，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因此，中国的金融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只要中国的财政还能健康稳定下去，金融体系就一定能稳住。反过来说，假若发生中国式金融危机，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表现为“纯粹金融”的危机，而会表现为财政和金融体系互相拖累的一种恶性困境。

5. 中国金融体系的构成有什么？

6. 中国金融体系的构成

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三个方面。
  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银行类机构、证券类机构、保险类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类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营业性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代表处等。证券类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等。保险类机构包括：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兼业保险中介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
  金融市场体系主要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其中，资本市场又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
  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负责对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类金融机构、保险类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7.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 中国金融业现状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国有银行、 国有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因素。 但三资企业及股份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因素未变； 外资也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投资项目也越来越大， 而且大多是长期投资，外商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推断， 中国在三五年内不会出现类似东亚其它国家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是， 真正的危险是在三五年之后， 当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的压力， 对他们的经济及金融体制进行全面开放，彻底改革， 建立起与国际完全接轨的先进体系以后， 将会对中国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如在二战之后， 美国接管日本及德国，输入美国的经济体制， 使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较快地发展起来， 而将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渐渐抛在后面。  因此，中国必须抓住各国在金融风暴后进入调整期的有利时机， 尽快改革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善银行服务， 进一步提高出口竞争力，吸引外资扎根中国， 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实际高质量的调整增长。因为要真正避免危机， 就必须保证基本经济因素的健康。
　　中国要维持一种实际高质量的高速增长， 就必须打破过去的传统发展模式，即：发展经济—银行增加贷款— 国有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大陆的经济， 已经形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部分； 另一个则为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部分。 后者在近五六年内得益于先进制度与优惠的政策，发展相当迅速。 由于外资进入中国后，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引进最先进的技术、 管理，建立了基本上与世界经济相接轨的企业。 三资企业与一些股份制企业成为中国最健康、最有活力的部分， 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源泉。  现在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随着一些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完成，中国投资环境的“硬件” 部分逐渐完善起来，中国现在吸引外资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劳动力最便宜、土地（用于发展制造业基地） 最多、市场巨大和最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现在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政策。 政策成功不成功，有效没效，不在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 也不是看中国有没有市场， 而主要是看能不能降低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和实物成本不一样。实物成本，如劳动力的成本、 土地的成本、资本的成本， 都是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但“交易成本” 却是一个人为造成的成本，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但是不可能避免，做生意时，可能不容易看到而不去考虑， 但最终成功与否，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交易成本很高， 主要体现在政府、会计、法律、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服务方面， 整个都跟不上。政府部门有重重人为的障碍要打通， 银行和律师根本不能适应面向国际市场经济的需要， 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市场的“交易成本”。 外国投资者很想来中国投资，但他们都感到来中国投资不容易， 故尔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中国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 主要存在于金融服务中。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金融业的问题。因此， 建议中国在现阶段采取一种有限制、有控制的金融开放政策， 包括向外国银行开放贷款业务，允许三资企业运用美元进行交易等。 一方面可以使外国投资者看到中国有决心开放金融业，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开放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