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怎样评价张居正此人的？

1. 历史上怎样评价张居正此人的？

张居正被称为中国史上六大改革家之一，可只要梳理下明代历史，我们便会尴尬的发现：张居正各项主张似乎都是前人曾经说过、做过的。而他唯一超出前辈的地方，似乎只有他那将大明朝的官僚机器的运行效率驱赶到最大的严苛而已。事实上，张居正给我们的惊诧绝不止于此，他对朱元璋时代的行政效率和“富国强兵”发自内心的推崇更是令人惊叹。不得不说，这样一位敬天法祖的“改革”者诞生在明朝衰亡之际，能救一时已足见他非凡的能力了。

我们绝非对张居正吹毛求疵，事实上在张居正督促下万历最初的十年，明帝国确实称得上“海清河晏，歌舞升平”。纵然其间出现了一些影响深远的错误也不是当时的张居正所能预料的，至于他的贪腐和权谋，在一个专制社会也委实不该苛求。不过，我们理解张居正不代表我们认同张居正的贪腐和权谋。至少在500年后的今天，想来国人们应该是有资格要求“循吏”们既能干又清廉的，不然这500年真的就“弹指一挥间”了。

2. 历史上是怎样评价张居正 急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3. 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张居正？

谈几个看法。
  
  
 为政之道，很是复杂，改革注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无论成败与否，推行改革的人都值得敬佩，至少是挑战困难的勇气与魄力。也许是此书褒多贬少，居正便如此。
  
 读史，以史为鉴，你能了解时代的更替与历史的兴衰，于今人而言有很大的益处。就历史事件本身而言，它无所谓对错，只是站的角度不同、评判的标准不一样罢了。其功过千秋，自有后世评说。
  
 纵观历史，万历一朝确实是大明帝国在颓废之时能起死回生和最后振作的关键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中提到戚继光与张居正的一段交情，而在这之前，戚继光的一番顿悟“只要目的伟大，手段是可以不拘一格的”颇有点耐人寻味。在今人或者今时今日的制度体制来看，所谓过程中的手段，其实只要不违法违纪、不触碰法律红线即可，即使偶尔突破道德底线，只要当事者能抚慰自己的良心，也似乎能接受。当然，目的以何为伟大？或许拯救黎明苍生于水火是为一类。
  
 从张居正的起始到独掌大权再到身后没落，作为一介布衣能有此波澜壮阔的救时经历，实属不易。过程中除了有他个人的过人之处外，其实也是时代和机遇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当然，他也造就了一个伟在的时代（万历新政）。
  
 个人看来，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位极人臣，自然少不了贪污受贿之嫌，就算自身再怎么抵制，其牵连的亲朋好友也很难正身，如此便会一步步沦陷，当然更可怕的是下属为行贿顺利的搜肠刮肚，也会让受贿人神鬼未觉的落入圈套。是故，为官之道，贪污受贿（尤其对于位高权重者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贪婪无度，却不干实事，毫无作为。无疑，张居正是前者。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确切地说是可以一手遮天，但是他却做了不少实事：重用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加强了边陲防线；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大搞兴修水利；推行考成法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主张一张鞭法和清丈粮田，造福千万百姓。在如此高的位置上，他的机变、协调甚至妥协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在新政的头两年里就扭转了国库的盈亏，将财政赤字翻红，再其后亦新增了大量耕地（注册数），可谓硕果累累。如此种种，为大明帝国的后续发展扎牢了基础，古语有云：盖凡伟人者，大多七分功绩中带有三分过错，如此，居正足矣。
  
 至于身后惨遭神宗“暗算”，原因多多，但简而言之，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只是一个青少年在教育过程中压抑太久而表现出的叛逆而已，只不过，这个青少年碰巧是一位可以指鹿为马的一代帝王罢了，他的这个念头可以暂时的改变历史潮流，但，终究不能对抗。
  
 毕竟，历史终归是历史。
  
 如此，恐怕高处不胜寒吧。

4. 历史上怎样评价张居正此人的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风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一1584)，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5. 怎样评价 张居正

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隆庆时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文,官,集,团。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明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他的经,济,改,革增加了明王朝的收,入，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军,事,上,巩,固了北,部,边,疆，巩,固,长,城，这使得明末孙承宗等一批名将能够凭,借,长,城,抵,御,后,金的进,犯。而满,清直到明王朝的最后几年才通过绕道首次突,破,长,城，进,犯,北,京。政,治,上主要是由于实行了考,成,法，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得百姓能够较为安心的从事农业生产。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明神宗实录》说张居正：“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其中“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可以道出为何张在身后即招,致,灭,族,之,祸。张居正本人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 
《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海瑞评价张“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赞许：“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厄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李卓吾因好友何心隐死,于,非,命，对张一向有偏见，在张居正死后也感慨的说出一些良心话：“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 
王世贞“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来首辅传》批评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 
陈治纪引罗中丞语：“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邹元标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万斯同说张居正“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 
梁,启,超,于1908年写作《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肯定张居正，但仍称他“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 
黎东方称张居正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勉强可以和他相比。 
龚鹏程认为张“刚,騺,忮、玩,弄,权,术、排,挤,异,己是张居正的致,命,伤。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故人人都承认他的政,绩，却人人不喜欢他”。

6. 张居正的评价

史书评价
《明神宗实录》：“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
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明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明史纪事本末》：“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 》、《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
《江陵救时之相论》：“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 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谬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幸 者，又十年也。”
名人评价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瞿式耜：“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
袁中道：“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 》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王思任：“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差使还朝，即携一壶一榼，强投夜教，密询利害厄塞，因革损益，贪廉通阻之故。归寓，篝灯细记。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
爱新觉罗·福临：“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纪昀：“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梁启超：“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黄仁宇：“世间已无张居正。”
熊十力：“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潘博：“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陈泽敏：“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

7. 如何评价张居正？

我认为张居正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他采取张居正变法也就是万历新政的十年间，大明王朝从一个行将就木变得昌盛起来。本来变法之前大明王朝的国库每年是亏损三百万量白银。但是实施改革之后，变成盈余三百万量，他真的是一个改革奇才了。
在历史书里面，总会把张居正，商鞅，王安石放在一个单元里面讲述。这几个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但是都下场不太好，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死了儿子，告老还乡。张居正也是死后被抄家，全家十几口人被关起来活活饿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改革的人一定是壮烈的，改革一定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为了阻止自己的利益被破坏，会想尽办法把改革的人置于死地。商鞅才会死的那么惨，商鞅虽然死的惨，但是他的改革成果还是留下了。张居正改革十年，死了以后，万历迅速把改革推翻，从此拉开了了大明王朝将要灭亡的开始。万历深深的认为张居正一定是个大奸臣，家里一定藏了不少贪污的赃款，但是抄家什么也没发现。他甚至要把尸体拿出来鞭尸。是什么让万历这么狠他曾经的老师？

万历是十岁登基的，万历的母亲李太后真的是历史上少有的贤良淑德的太后，给万历找了一个好老师张居正，让万历好好学习。张居正真的很用心教导小万历，怕十岁的小孩子没有耐心，自己还把要讲的内容画了连环画给万历看，现在这本连环画还能找到，好多出版社都出版了。就是一个这样的老师。万历怎么下得去手？

但是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来，万历对书法有了兴趣，就把自己辛苦写的字拿给老师看，张老师也说不错，但是说你未来是要做皇帝的人，不能玩物丧志，你看宋徽宗字写的再好不还是亡国了。对一个十岁的小孩子说这些，真的是很残忍了，小万历的兴趣就这样被扼杀了，他时刻要记得自己未来是要当皇帝，是对这个国家有责任的，让一个十岁的孩子背负这些，我觉得还是很残忍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相信万历成长过程中，一定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万历之后对老师一家的残忍也就不难解释了。
虽然张居正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千古一相，但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他要是那时候能学学心理学也是好的。就不会逼着小孩子背负那么多东西，最后都爆发在他自己身上。
张居正是有能力的，是为人忠义正直的，他的精神也影响着他们张家的后人，张居正的后代，大概是增孙子的儿子，守护了明朝最后一座城池，就是被处死的时候也坚决不下跪，铁骨铮铮，据说刽子手杀了他之后，去推他的尸体都推不动，什么叫做咬定青山不放松。张居正的后代也没辱没张家的门风。张家仰头无愧于天地。

8. 如何评价张居正?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张居正心怀天下，关心老百姓，为国家作出贡献，是中国的名臣的先驱。

首先是他的忍耐、谨慎，张居正为人正直，当时的六大奸臣严嵩掌权，朝堂上专政，严嵩把持朝政，任何的奏折都必须通过他才能到达皇帝的手上，张居正说话办事十分小心，明面上反对自己的老师，以取得严嵩的信任。他一直在等待机会，等他们漏出破绽，因为忍而不发，才能在设计逼走高拱中获得胜利，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直等到了新皇帝万历继位，才真正开始实现自己的价值。

其次是大力改革，万历上任后，他是三资历最老的臣子，加上他是万历的老师，使他成了当时最高的内阁首辅，当时的明朝内忧外患，外有蒙古虎视眈眈，内财政空虚，张居正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可以说是暂时挽救了明朝的危机。他改革了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让当时的老百姓有地可耕作，减少了官吏的剥削，国库很快就有起色，百姓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重视商人的买卖，促进当时商品流通。

最后是知人善任。张居正在其执政的过程当中，任用了一大批文武官员，提拔人才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当时的海瑞在当地很有名气，许多人推荐他，但是张居正不同意，因为他认为海瑞自己做得很好，自律、爱民，但是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他认为海瑞做官太过于拘泥，没有灵活处理问题，虽有功德，但没有功绩，所以在其执政期间，一直没有重用海瑞，直到他去世，海瑞才得以重用。他重用戚继光，加强边防的防御，使每一次的袭击都失败而归。正是因为张居正的苦心辅佐，用心为民才使得明朝成为一个强国，不怕外侵，百姓生活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