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国人如此恨犹太人？

1. 为什么德国人如此恨犹太人？

一是因为信仰冲突，二是太聪明遭嫉妒。

一种说法是：
德国人之所以恨犹太人，是基于一种普遍的欧洲反犹情绪，这种情绪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有两点：
在宗教上，犹太教和基督教互相冲突（两教都读旧约，但是犹太教不承认新约，也就是不承认耶酥，所以他们也不过圣诞节）。
在社会上，犹太人是典型的商人，被认为自私和势利。
这种情绪在纳粹统治下被煽动成民族仇恨，因为纳粹党本身就是一个反犹党，这个党认为德国所有的不幸都和犹太人有关，纳粹的死敌是德共，而马克思正是一名犹太人。 一战后的德国有一段很痛苦的岁月，而纳粹的宣传成功地让德国人相信是犹太人造成了这一切，找到了仇恨对象的德国人于是很自然的对犹太人痛下毒手。 犹太人现在远没有以前那么悲惨，尽管在很多地方他们仍然遭到歧视。他们伤心的历史和他们当年被埃及人剥夺了国家状态有关，失去了生养之地的他们只好流浪到世界各地为生，他们在适应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努力的求生存造就了他们利益第一的性格，而当地人认为这群人用可耻的手段夺走了他们的金钱和土地，仇恨情绪从此开始生长。

再一种因为犹太人太聪明。 
犹太人在经济、科学和艺术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几十年来，诺贝尔奖的得主，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远比其他民族高。
犹太人在智力活动中的优势与他们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1）丰富的文化底蕴：犹太人虽在长期的民族灾难中背井离乡，分散于世界各地。他们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收了所在国的文化精华。这样就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知识养料。
（2）执着的教育追求：国外一位作家写道：“犹太人家庭在学问方面应受到高度评价，在这方面非犹太人的家庭相形见绌。这个因素构成了其他一切差异的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一次调查表明，在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全国450万人，有100万人办有图书证。
（3）理性的思维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犹太人赫伯特·布朗说：“我的祖父常问我，为什么今天与其他日子不同呢？他是让我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理由，然后让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父母都鼓励我提出疑问，从不教育我依靠信仰去接受一件事物，而是一切都求之以理。”
（4）永恒的探索心境：犹太人家庭不但重视知识，而且更重视才能。他们崇尚创新，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敢于发问。看得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不能说它不对，但这种思维方式容易造成历史的简单化，因为任何事情的影响都来自方方面面，很难分析清楚。比如犹太人问题，纳粹的反犹（anti-semitism）可能正如各位以前所受教育（及其推论）所言有经济上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宗教上的，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分析绝对是片面的。有时候分析不清的时候，就采取“利益判别法”，因为有利与不利相对于正义与非正义来说要容易判断得多。 

三是历史背景的原因： 
基督教一直以来都是反犹的，按照微软百科全书（我看得头都大啦）的描述，犹太人因为坚持其犹太教的教义，拒绝承认耶稣作为救世主，从而从4世纪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来就受到歧视和迫害。圣奥古斯丁认为犹太人应该为此受到惩罚：接受贫穷和羞辱。这一方面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另一方面却又使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及其后继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灭绝。

8世纪之后，欧洲的日耳曼君主们（法兰克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纷鼓励犹太人在其疆土的一定位置定居，其原因是犹太人善于经商，而实际上，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也无法成为封建主的佃农，因此不会对领主们的权力构成威胁。但这些特权却进一步加深了根源于宗教的怨恨，然而，由于领主们的保护，欧洲的犹太人至少过了两百年生命无碍的日子。

十一世纪的十字军运动重新点燃了基督徒们对犹太人的仇恨，Rhineland的犹太人定居点遭到清剿（1096年），在此之后直到文艺复兴（16世纪），西欧、中欧的犹太人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断遭到各地统治者的驱逐。纳粹给犹太人上牌照的做法 古已有之，12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廷就有此规定，并禁止犹太人在复活节等节日中公开露面，也禁止基督徒以犹太人为邻。因为教廷也禁止基督徒之间放贷，因此犹太人碰巧成为这一未来银行业原型的鼻祖。和中国一样，当时不务农的人就是不务正业的人，放贷更不是什么好事。至于犹太人因此有了金融业的“天赋”，实在是因祸得福。这一时期，西欧、中欧很多被驱逐的犹太人都逃到了波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原因，我没查到，我只知道当时的波兰（包括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不是什么好地方。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在当时的世界中所享受的生活远比基督教世界要滋润。在文艺复兴时期，与科技文化同时进步的是“宗教宽容”，波兰以及其他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因为犹太人太聪明了，德国人妒忌他们。

2. 当今犹太人恨德国人吗

犹太人现在还恨德国人吗?这个问题如果不经过对大量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犹太人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估计很难得到准确的定论，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调查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我们只能大致的把犹太人对德国人态度分为两种情况：
1、痛恨德国人（主要是二战德国纳粹分子和军队的后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了种族清洗。德国在这场种族清洗活动中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据战后统计：截止到1945年，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5万人，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而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一名犹太人参观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生还，希腊的7万多名犹太人仅1.6万人幸存，在乌克兰有90万犹太人命赴黄泉，白俄罗斯的24.5万和俄罗斯的10.7万名犹太人也成为纳粹灭犹的牺牲品，捷克斯洛伐克的35.6万犹太人仅剩下1.4万…… 欧洲600万犹太人成为希特勒屠刀下的屈死鬼，其中还包括100万儿童。因此这种伤痛是无法愈合的，也是不能忘记的，特别是经历这场战争幸存下来的人们更是如此；
2、另一种是对现在的德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犹太人与他们友好和平的相处。二战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二战中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了大量反思，赢得了大量犹太人民的信任和谅解。主要有：
（1）反思层层深入：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1951年9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1949年9月和1954年6月，联邦德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连一些直接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60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入反思。1963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日发表讲话，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性的标志是，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飞跃；
（2）行动表明诚意：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联邦德国成立后即开始退还纳粹没收的财产，赔偿受损失者。195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纳粹受害者赔偿法，400万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赔偿。2001年6月，德国议会批准成立资金为45亿美元的基金，用来赔偿纳粹时期被迫为德国企业卖苦力的劳工。6300多家企业为这项基金提供了捐助。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 .24亿美元的养老金。 随着岁月的流逝，二战浩劫的见证人越来越少。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和忽视纳粹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教育青少年。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联邦教育部的监督下编写、审定及出版历史教科书。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在德国境内的主要二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英雄们。而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
（3）心诚自有回报：德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打击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它极右势力。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它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真诚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为德国赢得了朋友。此间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不是德国对二战的认罪比较彻底，如果德国仍被认为构成军事威胁，美国、原苏联和德国的邻国当年也不会答应德国统一，统一至少要比现在艰难得多。德国为什么能够对二战进行彻底的反省？史学家们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的元凶希特勒在战争结束之际自取灭亡，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等体系，德国完全“从零开始”，这是它能够彻底否定纳粹、完全认罪的基础。同时，战后盟军起诉德国战犯7万人，定罪3.6万人，对大批所谓胁从者则予以解职，对纳粹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算；
（4）德国历届总统的态度:早在1949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就公开表态：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二十一年后，有一个人把这耻辱独自抗了起来：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在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为德国曾经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道：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了起来。1995年6月，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2005年4月1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

3. 现在的犹太人恨德国人吗？

犹太人现在还恨德国人吗?这个问题如果不经过对大量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犹太人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估计很难得到准确的定论，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调查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我们只能大致的把犹太人对德国人态度分为两种情况：
1、痛恨德国人（主要是二战德国纳粹分子和军队的后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了种族清洗。德国在这场种族清洗活动中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据战后统计：截止到1945年，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5万人，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而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一名犹太人参观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生还，希腊的7万多名犹太人仅1.6万人幸存，在乌克兰有90万犹太人命赴黄泉，白俄罗斯的24.5万和俄罗斯的10.7万名犹太人也成为纳粹灭犹的牺牲品，捷克斯洛伐克的35.6万犹太人仅剩下1.4万…… 欧洲600万犹太人成为希特勒屠刀下的屈死鬼，其中还包括100万儿童。因此这种伤痛是无法愈合的，也是不能忘记的，特别是经历这场战争幸存下来的人们更是如此；
2、另一种是对现在的德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犹太人与他们友好和平的相处。二战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二战中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了大量反思，赢得了大量犹太人民的信任和谅解。主要有：
（1）反思层层深入：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1951年9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1949年9月和1954年6月，联邦德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连一些直接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60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入反思。1963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日发表讲话，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性的标志是，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飞跃；
（2）行动表明诚意：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联邦德国成立后即开始退还纳粹没收的财产，赔偿受损失者。195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纳粹受害者赔偿法，400万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赔偿。2001年6月，德国议会批准成立资金为45亿美元的基金，用来赔偿纳粹时期被迫为德国企业卖苦力的劳工。6300多家企业为这项基金提供了捐助。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 .24亿美元的养老金。 随着岁月的流逝，二战浩劫的见证人越来越少。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和忽视纳粹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教育青少年。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联邦教育部的监督下编写、审定及出版历史教科书。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在德国境内的主要二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英雄们。而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
（3）心诚自有回报：德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打击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它极右势力。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它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真诚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为德国赢得了朋友。此间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不是德国对二战的认罪比较彻底，如果德国仍被认为构成军事威胁，美国、原苏联和德国的邻国当年也不会答应德国统一，统一至少要比现在艰难得多。德国为什么能够对二战进行彻底的反省？史学家们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的元凶希特勒在战争结束之际自取灭亡，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等体系，德国完全“从零开始”，这是它能够彻底否定纳粹、完全认罪的基础。同时，战后盟军起诉德国战犯7万人，定罪3.6万人，对大批所谓胁从者则予以解职，对纳粹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算；
（4）德国历届总统的态度:早在1949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就公开表态：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二十一年后，有一个人把这耻辱独自抗了起来：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在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为德国曾经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道：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了起来。1995年6月，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2005年4月1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

4. 德国为什么那么憎恨犹太人？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5. 犹太人恨德国人吗

　　请注意：
　　二战中，犯下屠杀犹太人之滔天之罪的是纳粹，而不是“德国人”
　　现在，德国人中仍然有犹太人，犹太人也是德国人中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
　　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博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献上花圈，突然跪下，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 
博兰特此举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称赞，犹太人最终也有了个说法。

6. 为何德国人如此痛恨犹太人?

反犹主义”一词在英文中为“anti-semitism”,其动词形式为“anti-semite”，它是由前缀“ anti”和词根“Semite(闪米特族)”组合变化而来，从字面意思上看，应是“反闪主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都习惯于用这一词汇来指代反犹主义。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是在19世纪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因在《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中首先提出来的，尽管这一词汇出现于19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时期就已出现。我们一般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把整个犹太人作为迫害和排挤对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反犹主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历史上，欧洲的反犹主义最为严重，对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欧洲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反犹的恶浪是由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特点所决定的。 

1、历史的惯性作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推行希腊化政策，镇压犹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一方面帝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犹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的反犹排犹思潮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推行的反犹措施被后罗马时代各国所继承。日耳曼部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最初并没有积极的学习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而是去继承和发展基督教，也包括对被称为“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尔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 

2、经济上的偏见和短视。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1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绘的犹太高利贷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欧洲人心中对犹太人的偏见。 

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了出去。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2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3、政治地位的缺乏。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凸显了他们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的成为权力争斗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的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政权就利用反对犹太人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在当时的反犹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势力同样是利用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来一步一步夺取权力的。从历史上来看，从《圣经》中在埃及为相的约瑟到在波斯国为后的以斯贴，从近代欧洲的“宫廷犹太人”到当今美国的犹太人，凡是犹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时候，其权利就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就可以有效的抵御反犹主义的攻击。 

4、宗教文化上的不兼容性。公元4世纪后随着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后，它就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犹太教的质疑，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新约》和基督耶稣一直为犹太教所否认，这种否认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几千年来，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所包含的内容，犹太人对这些东西的忠诚就成为反犹主义的一个借口。它们使犹太人被视为局外人，更为重要的是被视为是对非犹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种挑战。”3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传说中的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犹太人附会成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这些宗教传说不论其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宗教复仇情绪。最后是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对立。 

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已演变成一种普世的宗教，它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归化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使命。所以，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要么被归化，要么成为“万恶不赦”的异教徒。正因为如此，那些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东征时就提出了“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口号，基督教会也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来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乃至消灭掉他们。 

犹太人由于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有别于基督教世界。这种差异使他们往往被视为是“非我族类”，进而形成一种深刻的偏见。按理上说这种差异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冲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内部都存在两种机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它是一种文化出于保护自身的本能而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做出的反应。包容性则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并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两种机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与这种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开放程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世界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那种优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占据社会思想主体地位后所带来的偏执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对异质的犹太人和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而不是宽容。这样，以两种不同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出的差异竟然成了一种现实冲突的借口。

7. 德国人为什么那么恨犹太人?

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这才是他们被排斥的根源。
其实这样的民族在欧洲并非个例，事实上“非主流”人群到哪儿都是。而在组织体系并不严密的古代仅仅只是和其他人“标签”不同的话，虽然会遭受主流人群的排斥，但也是也不至于混的如此悲剧。但犹太人除了因为宗教原因遭受基督徒的集体排斥之外，还有个致命因素——犹太人很富有。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犹太人作为“客人”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偏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自己。这简直就是三岁小孩拿着黄金于傍晚走在贫民窟的行为。我们仔细看中世纪国王们驱逐犹太人的时候，基本都是国王欠了犹太人的钱无法偿还的时候。
但是宗教让犹太人遭受主流人群排斥的同时，也让犹太人变得团结。由于此时民族概念尚未兴起，犹太人身上的标签是“宗教”。而作为异教徒在当时“主流社会”里想要保持自己的社区和信仰普遍的做法是纳税。
这就导致了一个副作用，贫穷的犹太人由于无法纳税被迫改宗变成基督徒或者穆斯林，而富有的犹太人则保留了自己的信仰。按照进化理论，当父母智能相对较高的时候子女的智商也会比较高，犹太人中接受到良好教育的聪敏的富人的后代是犹太人，这样犹太人的平均智商高于其他民族。
而经济学的马太效应告诉我们一个人有钱的话就会越来越有钱，反之则越来越穷困。这样犹太人中的富有人群在交完该交的赋税之后，将财富遗传给下一代，理论上确实可以做到滚雪球一般的效果。
加上同宗的关系彼此守望相助，这才犹太人直到今天依旧过得普遍富有。但这两样也让犹太人饱受嫉妒和怀疑，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苦果。

二战中悲惨遭遇
有人进行过统计，在二战期间，总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德国战前有二十多万犹太人，当战争结束后，仅仅只剩下了七八千号犹太人。波兰犹太人被屠杀的最多，几乎有300万人。俄罗斯第二，有100万人。排第三的是匈牙利，55万人。
犹太人在二战中遭到了纳粹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疯狂屠杀，性质根本不同于以往战争中经常出现的屠城。后者大多数攻城的时候，守军非常顽强，攻城的部队损失惨重，攻进去的时候官兵出于报复，大肆屠杀平民。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城池非常坚固，攻城部队的指挥官为了激励士兵，下令说一旦攻进去，就可以屠城三天，随意抢劫。在此情况下，官兵进城后无恶不作，烧杀抢掠。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暴行，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二战中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令人发指的。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犹太人毁灭德国经济？大数据看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真正理由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到底有多惨？

8. 德国为什么那么憎恨犹太人？

50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二是“机能论。”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一 “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占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和暴行。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的罪恶。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残酷杀害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1941年6月23日，“旺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二 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权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基本人权上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粉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3年6月23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没的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束手待毙。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旺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旺湖（又译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旺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上述史实表明：①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②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三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二战胜利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①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②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③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