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戊申年是哪一年

1. 宣统戊申年是哪一年

光绪、宣统之交的政局，历来为清末史、新政史研究所重视。审视学界基本研究理路，普遍聚焦于此一历史转折时期新主朝政之摄政王载沣某些引入瞩目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驱逐袁世凯、收束兵权、清理财政等集权擅势举措，更将之视为评判载沣能力的重要依据，并很大程度上与王朝覆亡关联起来。然而，从督抚角度观察光、宣之交政局以及载沣执政的研究尚付阙如。这当中，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的东三省总督，即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载沣主导的首次总督，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学界对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尚无分析，对徐世昌离东内用亦无专门讨论，多是在展开徐氏人物研究时有所论及，且普遍基于政争视角，认为其事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徐、袁关系紧密，青年时结义交好，仕途互相提携。徐氏督东是袁系进入东北之始，这一点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而认为徐氏离东内用是清廷清除袁氏在东三省之举措，似乎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事实链条。然如此论断，实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公式化。徐氏离东内用固然与袁氏失势这一重大政局背景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受到多大影响，尚待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探讨徐世昌离东内用，需要跳出政争视角，从“人事”本身深入历史场景，充分考量徐氏东三省施政情况以及载沣对东三省乃至整个势的判断和把控，从而找出其事之复杂诱因。同时，探讨东三省总督，亦须探讨另一当事人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唯有将徐氏离东与锡良调东统筹并观，方能全面客观认识此一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徐世昌、锡良、载沣三方着眼，着重分析清末时期东三省、云南的面以及载沣上台后的施政方略、人事取向，从而揭示宣统元年东督的来龙去脉，以裨益于我们对光、宣之交政局状况的认识。
  
 一、徐世昌东北施政屡遭指斥及其入京陛见
  
 清末东北危机四伏，清为改变局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八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为首任总督。当天徐氏在日记中剀切写道：“时局艰难，唯有竭力经营，图报万一。”也对徐氏寄予厚望，期待“奕奕生色之事功”。从徐氏日记所见，他自五月二日抵奉接篆后朝乾夕惕，政务异常劳苦。具体看，其施政重点集中在外交、官制、发展等方面，并取得积极效果。
  
 针对徐世昌施政，不乏叫好声。《盛京时报》称，徐氏设置司道、模范、学堂、公园等举措，“全是为百姓野僿进于文明的办法”。然更多的是指责声音。徐氏督东仅三个月，《申报》便刊发长文，详列徐氏内政、外交之失，斥其“辜负人望”。时论指责外，更有言官。据史料载，徐氏最早遭距其履任尚不满一月。六月初《申报》报道，“闻制军因东省外交、内政及改设官司等事颇难措手，且被京官一再”，欲“入觐面陈一切”。同时，徐世昌以“诸事棘手兼之屡被弹章”为由电请开缺，对此庆亲王奕劻特致电劝慰，“谓东省百事之始，务请公忠体国，力任其艰”。徐氏遂承诺“不再奏请开缺”。八月间，又有某内阁学士等五人奏参徐世昌施政不善，“大略系指督抚不和、财政紊乱、外交不振、任用私人等款”，折上留中。
  
 及言官仅通过短暂观验即对徐世昌施政漫加指斥，此对徐氏显属苛责。事实上，各种指斥言论更多展现出时人对东北局势的焦虑情绪，并非立意于全面真实反映徐氏施政，然此种氛围无疑会对人事决策产生影响。据《申报》：“鄂省接张中堂随员由京来电云，东督徐世昌因人地不宜，屡被参劾，久有更调之意。”与此呼应，八月间清廷电命徐世昌晋京，有推测徐氏此行“留京入阁亦未可定”。徐世昌八月二十一日起程赴京，二十三日抵京，九月十九日返回东三省，在京期间蒙慈禧召见六次。尽管徐氏施政颇受时论指斥，但慈禧则给予他充分信任和鼓励，不仅接连赏赐点心、御笔虎字等物，在召对时更宽勉有加。徐氏对八月二十六日召见情形这样记道：“黎明起，诣宫门，蒙召见，责成三省各政。仰蒙明在上洞鉴一切并为作主，令放手做去。”如前引《申报》所言，清廷或生更调东三省总督的想法，但此仅为而已。由于东督新设，其人事更动不仅关乎国内外视听，更关乎东三省政局稳定，于情于势清廷断不会仅因参劾之言动调任职仅两三个月的徐世昌，同样亦不会允其请辞。但徐氏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清廷动议及此的事实，表明东三省总督早有源自。另外，徐世昌自抵京之日即广泛联络京中大佬，与全部军机大臣以及数位各部尚书、侍郎等有过接触。于此可见徐氏交际能力之强。徐氏日记未透露接触细情，但推测不外乎商议东三省施政及暗中请托等事项。
  
 尽管徐世昌之行颇得慈禧，然言官指斥并未因此稍停，反呈愈演愈烈之势。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间，某御史指出东三省作为外官制试点，应如何积习，然徐世昌“粉饰如故”，以致“奔竞者转瞬飞腾，安分者省垣坐困”，并揭露陈昭常即凭“钻营之技”获徐氏信任而出任署理珲春副都统。同一时期又有御史赵炳麟奏参徐氏失职：“徐世昌一事未办，动辄请款。尤可笑者，赵尔巽磋商多年未结之外交，徐到任一一允许。”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次奏参仅见报刊，不见于
  档案。而与之相对，清廷则接连允准徐世昌所请，对其施政给予信任和支持。
  
 光绪三十四年，涉及徐世昌的报道大体延续了之前的基本倾向，既有
  徐氏施政举措的消息，亦不乏对其施政之偏的揭露。这一年中，尽管东三省施政之难有增无减，然徐氏并无请辞之举，日记亦无些许情绪表露，恰与此前其在奕劻劝慰下承诺“不再奏请开缺”相呼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心毫无波澜。徐世昌以处事机警著称，屡遭指摘之下必会暗中使力。据笔者见，该年《申报》两次刊发徐世昌内用传闻：一是正月间报道“东三省外交失败，某军机力主调徐内用”。二是六月间报道“东督徐世昌有调入枢府消息”。两则消息皆寥寥数字，虽难以判定具体诱因所在，但考虑徐氏京中联络以及不安其位等情，徐氏个人营谋势所难免，当然清廷谋划亦不能排除在外。总体看，光绪三十四年是徐世昌情绪相对平稳的一年，然随着是年年底驱袁的发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二、丁未、戊申年间云贵总督锡良三次请辞
  
 光绪朝最后两年，与徐世昌同样不安其位的还有云贵总督锡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十九日，上谕“百贵总督着锡良调补”，并要求“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而几日前，锡良即以“素有肝气旧疾”为由奏请开缺。锡良督川期间水土不服，所言病体确为实情。但他适在调滇前夕奏请开缺，极可能已探闻调滇消息。接到奉调上谕后，锡良又以“滇省危迫”而己“材质庸陋”为由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军机处电寄锡良，斥其“电陈各节殊非仰副委任之意”。最终，锡良于四月十日接任滇督。锡良入滇前虽屡次请辞，然至滇后则希冀有一番作为，他曾致函长期为其属吏、时任邮传部左参议的蔡乃煌，表露心迹：“服官数十载，从不敢避险畏难。滇事既极艰危，正臣子致身之日，况叨此感遇，尤无退志可萌。”然理想难敌现实，因诸多因素使然，锡良在督滇两年半时间内三次请辞，亦因之和东三省总督发生关联。
  
 锡良出任滇督仅两月后即奏请开缺。《申报》报道：“（锡良）日前电致略云：现在滇省举办一切新政，事繁责重，兼之交涉事宜均关紧要。良年老衰庸，恐难胜任，伏乞代奏开缺。”清廷未允，复以“时事多艰，自应力持危局”。锡良督滇不久即奏请开缺，似与当时传闻他将调任直督有关，此传闻势必加重其不安滇任的心理。光绪三十三年六七月间，锡良得赵尔丰密函：“张安帅（张人骏，号安圃，笔者注）得调粤信，甚不高兴，宾客一概不见，语人云：调粤是驱逐之意，拟发榜后告休。直督一席颇有摇动，拟议者多在宪台，固属之公，亦由声望著也。”此函有言“发榜后告休”，可见张人骏在调谕颁发前已探闻消息。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上谕张人骏调任粤督，该函当作于是日前。又言直督“颇有摇动”，可见对于袁世凯不久其位早有耳闻。然所言“拟议者多在宪台”则未实现。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外务部尚书着袁世凯补授”，同日袁世凯与大学士张之洞“均着补授军机大臣”。次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杨士骧署理”。
  
 锡良第二次请辞，则与言官有直接关系。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间，给事中徐士佳奏参锡良施政不力：“锡良到任时，即力陈情形种种，诿诸丁振铎之不善。现锡良已到任数月，毫无振作，可见前次所陈均系推诿之计。”折上，军机大臣世续“以为不如寄谕锡良，责其振刷精神”，“故十八日由军机处廷寄锡督，内有‘再无成效，惟该督是问’等语”。锡良督滇仅数月即遭，显是当头一棒。事实上，锡良百南施政失于操之过急，并非徐氏所言“毫无振作”。是年八月，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曾密电锡良，劝其施政“稍示和缓”：“滇省远在边瘠，近逼强邻，理财、用人无不难于他省，是以人皆畏避……操之过急，束之过严，恐事功未就，怨谤先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正月，许氏再电锡良，密示滇政面临人事阻滞，并力劝其早为隐退：“我帅又以力任艰巨，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一切更较他人为难，与其终为人持，固不若早自引退。”“罗山”“项城”，分别指丁振铎、袁世凯。锡良曾奏劾丁振铎，固两人关系不睦；同时锡良在晚清以“清风亮节”著称，与袁氏亦非一路人物。由此推论，锡良施政过急以及他人幕后推动，或为招致奏参之因。基于上述情势，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致电军机处以病体为由请代奏开缺：“良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旧疾复发专折具奏，恳恩赏假一个月……假期已满，病仍未愈……仰恳天恩，俯准开缺回旗调理。”在致赵尔丰、许涵度电中，锡良更坦露心迹：“才力既万不如人，而又不恤自招怨谤，即使竭尽心力，终恐无裨，转成茧丝自缚。”最终，清廷着再赏假一月，所请开缺应毋庸议。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党在云南起事，攻占河口、南溪等处，“几成燎原之势”。对此，清廷着锡良“交部议处”。四月十四日，侍读学士荣光鉴于“孙党注意西南，始助桂匪，近更率党犯滇”，指出锡良虽“公忠谋国，任事实心”，然“军务阅历尚浅”，因提议“另简知兵大员督办桂滇军务”。此论虽不能视为对锡良的奏参，但指责之意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党起事在四月二十七日被后，锡良却未得应有奖赏，“吏部议覆廉钦河口奖案，均令删减”，如此结局令人不解。是年八月，已调陕藩的许涵度密电锡良：“公此次收复河口，迅奏肤功，固为薄海同钦，为权贵所抑，闻之殊为不平。”
  许氏前电所言“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所谓“权贵”，似即指上述之人。被指责不懂军事以及军功被抑，致锡良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奏请开缺：“匪陷河口，仓猝治军，效命未遑，何敢言病？无如才力竭蹶，又素不知兵，幸秉宸谟，勉以戡定，而心血已亏。”同机处廷寄锡良，称此时“筹办善后，岂可遽萌退志”，着再赏假一月。然锡良去意已决，致电某军机言之切切：“俟善后事宜办有端绪，届时必须赐归田里。”据报道，七月间枢垣曾讨论锡良调动事，“拟即准其开缺，另简唐少帅暂署”。对此，某尚书认为：“外务部所办交涉系一国之事，云贵究系一隅之事，以唐之才而用于一隅实为可惜。”其事最终不果。
  
 综上，由于施政为难、倾轧、言官以及病体、朋僚劝言等原因，锡良在滇督任内接连奏请开缺。清或允辞或酌调，已成必然之事，这就为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埋下了伏笔。
  
 三、驱袁后徐世昌请辞与锡良调直传闻
  
 载沣朝政后，出于打击和削弱北洋的目的，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以“足疾”为由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驱袁性质正如有论者所言：“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事发后，“一时政界颇形恐慌”，以为“党祸之见端”，“其稍被袁党之嫌疑者，皆惴惴焉”。某外论推测中国将有重大：两广总督张人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袁党之最有者，日内将有更动”；“梁敦彦之简外务部尚书，逆料必难久任”；“邮传部尚书陈璧，亦有更动消息”。外论对张人骏、梁敦彦的预测并不准确，而对陈璧的预测则颇为准确。
  
 就袁世凯重要盟友徐世昌而言，他在驱袁后有所行动实属难免。宣统元年正月六日，徐世昌以病体为由恳请开缺：“臣向有痔疾，愈发愈剧，时时便血，行卧维艰，初以百端待举，仍力疾从公，日与参赞司道同署办事，未敢以病躯请假，致滋贻误。乃自去岁秋冬以来，复发怔忡之症，遇事健忘，夜不安寐，心志亏耗，病象愈深……伏思东省为祖宗根本发祥之地，近十余年来，当外交之冲，乘积弊之后，即使合力图维，犹虞不及。若使病躯请假，必至贻误要公，责任所关，五中焦灼。思维再四，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开缺调理，迅简大员接任。”清末因病开缺虽不乏见，借病请辞更不在少数。徐世昌督东后政务繁忙，致遭病恙或为实情，但并未达于开缺地步。即注意及此：“徐督初无大病，其一再求退之用意某枢臣早已洞悉，遂以徐在东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
  
 徐世昌请辞固受驱袁的影响，但驱袁并非唯一致因。事实上，徐氏请辞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三省施政艰巨棘手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报道，宣统元年正月间东三省施政几陷绝境：“近因东省举办新政，在在需款浩繁，而东省经济又备形困难。去岁所报销各款又统经部驳未准，以是新政上之措置实为棘手，乃于月（指宣统元年正月）之初旬集七司二道会议财政问题，而七司二道率皆仗马寒蝉，竟不能赞一词，钦帅因是痛哭流涕，无施，遂于日前奏请开缺。”此外，东三省也很严重。徐世昌督东后统揽东三省大权，直接导致督、抚不和，《申报》：“奉天巡抚唐少川中丞莅任后，诸事皆让权徐督，不赞一词，虽传见僚属亦均由徐督问话，中丞从不发言。”另有学者指出，载沣当政后收缩人事权限，也使得徐世昌心灰意冷。可以说，面对东三省施政方面的诸多困境，徐世昌请辞实为迟早之事，而驱袁则加速了其请辞的步伐。在请辞同时，徐世昌又加紧运动枢臣以求内调。费行简记：“袁世凯已被逐，（徐世昌）乃乞奕劻营内调。”陶菊隐也记：“徐与袁厚，人所共知，惧祸及己，大输货币以自固。”这类记述笔者仅见笔记体史料，或许此隐秘情事本无直接史料留存。但从情理推论，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四处使力势属必然。需指出的是，奕劻在徐世昌内用一事上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能过高估量，此和奕劻曾极力反对载沣驱逐袁世凯但最终亦未能阻止之事属同理。
  
 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请辞并营谋内调，展示出其并未被动等待措置而“以退为进”的策略考量，对此载沣无疑心知肚明。正月九日上谕即言：“东三省地方重要，该总督向来办事尚属认真，自应力任其难，所请开缺之处，着毋庸议。”时任军机章京许宝蘅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道：“入直，徐菊人制军奏请开缺，奉旨不允，摄政王笑谓其过虑。”可见，此际载沣并无裁革徐世昌之意，否则大可借谴责徐氏施政以及徐本人请辞之机而罢免其职。尽管清廷谕称徐世昌“办事尚属认真”，然徐氏此际之疑惧并不稍减。当天日记中，徐氏在感念“天恩高厚，温谕慰留”的同时，也写下“无任惶悚”四字，实可谓此际心理实态之流露。《申报》也报道，“徐督以‘尚属’二字不尽满意之词，疑虑终不能释”，遂电商某枢臣“拟再续行奏请开缺”，并托其“力为代恳”。某枢臣允将东三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同时予以规劝：“时事多艰，我内外臣工，惟有协力赞襄，共图治理，幸勿遽萌退志。”
  
 与徐世昌请辞同一时期，外论纷传袁系重要人物杨士骧将离任直督，其职由滇督锡良接任。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确凿史料证明其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宣统元年正月五日，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电询锡良：“闻公有移镇北洋之说，自有闻否？”次日锡良复电：“此间并无所闻，是何原因，公知之否？”八日端方来电言及传闻由来：“监国推重之故，闻因平日不附项城，是一最近原因。大约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此电寥寥数字，然价值非小，不仅揭示出载沣主政后在用人上对袁系人物的排斥，也从侧面印证驱袁“斗争”的基本属性以及前文述及的锡良“为项城所不豫”之事实。此时杨士骧病恙在身，清廷对其并未采取行动，锡良调任直督又成泡影。
  
 徐世昌请辞被拒，锡良调直传闻破灭，似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然而，事情很快出现转折。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邮传部尚书陈璧遭革，次日清即颁布以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李经羲补授云贵总督的谕旨。表面观之，此际朝令之变迁颇显突兀，然细绎之则又合乎情势，集中反映了摄政王载沣对光、宣之交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四、摄政王载沣对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载沣上台主政后，首先要考虑的即是维护秩序，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如溥仪所言：“我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而现实情势是，载沣主政后，除徐世昌、锡良等重要督抚不安于位外，更面临枢机老臣不断凋零的严峻形势。宣统元年，军机大臣张之洞、大学士孙家鼐辞世，次年军机大臣戴鸿慈、鹿传霖又相继辞世。这种局面对载沣造成极大压力，有报道言：“自鹿相病故，军机大臣一席迄未简放。监国以现在国事艰难，大局危迫，非简有威望素著之大员诩赞枢垣，不足以济时艰。又整顿内政，必须责任内阁，今日之军机处即为将来责任内阁之基础，军机一席，更非具有干济之才不可。”宣统二年七月间，载沣召见锡良，也曾就人才困局叹息曰：“张、戴相继逝世，鹿芝轩又因久病，竟至不起”，“时事多艰，总须内外一心，方可共支危局。”《申报》对此亦慨言：“国步日艰，老成凋谢，为之唏嘘。” 
  
 虽然徐世昌东北施政颇遭时论指斥，然其行政能力并不能因之否定。徐氏在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间曾入直军机，并先后出任巡警部尚书、署兵部尚书、尚书等职，且“颇有政声”。载沣对徐氏之才及其东三省施政也持肯定态度，加之内廷“老成凋谢”的严峻形势，是以载沣内调徐世昌，考察锻炼其才以备日后任用。时论即观察到这一点：“其（徐世昌）独当一面，无人赞助，或易受人蒙蔽。若在京师，则较易，而徐亦得时时秉承，或者其才尚可造就。”恰逢邮传部尚书空缺，“徐又坚求去位，故遂调补斯缺”。事后看，实出于培植大学士、军机大臣人选之意。
  
 与培植中枢人才交错呼应的是，载沣亦要
  在全局高度，考虑如何稳定驱袁后中外关系稳定以及袁系的情绪。驱袁事发后，外论普遍对载沣极为不满，对中国政局走势深表疑虑，并施加外交压力。同时，袁世凯遭黜后，其嫡系部队大部分驻、保定一带，“徐暗中代袁照料一切”。基于上述情势，载沣意识到“大杀袁翼则徒滋事端”，最终审时度势，选择对袁系重要人物徐世昌采取不同于其他袁系人物的内用举措。如此，载沣对待袁系人物事实上是革、用并行，并非以人物派系定取舍，在他看来可以有效的疑虑和猜忌，并能够起到北洋的积极作用。
  
 徐世昌对内调邮传部尚书不乏悦色，据陆宗舆记述：“东海亦自喜曰：我今生入玉门关矣。”但表面愉悦并不能掩饰内心畏葸。据报道：“某枢臣接徐世昌电，旧恙复发，到邮部任后，拟即乞退。”另有报道，徐世昌在公署与各司道谈论要政时言及必辞邮尚：“近来疾病未痊，精神愈形耗弱，交卸后即履邮传部缺，亦不过任事三两月，悉心整顿，藉尽职务，仍当乞假养疴。”徐氏处指斥尤其是驱袁背景下，如此低调表态，当然并非真有此意，实则为明哲保身之举。值得提及的是，徐世昌尚未就任新职，又遭某御史“外交着着失败，巨款虚縻”之奏参，并提议由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查明实情，“以为碌碌者戒”。该折实为老调重弹，是否受人指示，给徐氏下马威亦未可知。或许正是因此，传闻清廷将要查办徐世昌：“顷京友（系涛贝勒禁卫军之总文案也）来访，据云：菊帅必要被查，大约总无好收场，断不能到任，此间亦被参，并及幕府十余人。”然此亦仅为传闻而已。四月六日，载沣召见徐世昌，“以东三省参案勉励多时”“并谕到部后务宜勤加奋勉”。对此，徐世昌“感谢不置”，“奏谓臣当竭力整理，以仰副朝廷之恩眷”。可以说，既让徐世昌感到清廷对他的倚重和培植，同时又使之心怀畏惧，所谓拉拢优渥与警诫督导并举，最终达到其人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正是载沣所预期的理想状态。
  
 前文述及，基于滇政为难、人事阻滞以及病体等多重原因，锡良始终不安滇督之位，更动职务已成必然之势。在经历多次调直传闻后，最终被清廷视为东督合适人选，此正应了端方“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之预判。究其因，除锡良与袁世凯相当距离及其屡次请辞对清廷人事决策产生影响外，根本上缘于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的信任和赏识。宣统元年二月，载沣在召见新任滇督李经羲时，指示其施政“当效法锡良所办事宜”。同年闰二月二日，锡良京察得“力任艰巨，劳怨不辞”评语，此亦为其得载沣信任之一证。与此同时，也对锡良的才干颇为赞赏。《盛京时报》指出，锡良“起家州县，飏历者有年，其于民风吏治降污休戚之原，盖已洞若观火，知之明斯处之当，以至节麾所莅，政绩懋焉”，“诚封疆大吏中不可多得之耆硕”。《申报》指出：“东三省居日俄之要冲，交涉素称棘手，徐世昌又夙有之名，摄政王或因（锡良）滇越交涉近日尚称得手，故欲以彼易此耳，未有别有用心。”东亚同文会也指出：“他（锡良）本是旗人出身，清廉刚直，深通边务。由四川而云贵，遂至调任东三省，极得摄政王的信任。”此外，徐世昌施政好铺张，而锡良则素以廉洁俭朴著称，加之其旗人身份，并与铁良、那桐、荣庆等京中大佬过从紧密，无不增加其调任东督的砝码。
  
 五、结语
  
 作为光绪、宣统之交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包括徐世昌离东内用、锡良离滇调东两部分，步调大体一致，虽不乏偶然性因素，但更有内在统一性。从宣统年间政局大势以及东北、云贵省域局面综合观察，此次是载沣综合考量徐世昌、锡良行政能力和个体诉求，及维护势稳定和生活正常运转基础上做出的一次合乎情理的正常，与其时势、中外关系状况以及主政者、当事人主观倾向等因素皆有密切关联，并非主要出于集权目的的权力斗争。
  
 徐世昌离东内用，远因在于其东三省施政屡遭以及言官指斥，无论清廷抑或是徐世昌本人，皆早有更调意向。其时老臣凋零、人才捉襟见肘的严峻形势，及载沣对徐氏之才持肯定态度，适逢邮传部尚书陈璧去职，则是徐氏内用的重要客观因素，亦是其在驱袁后未像其他袁系人物那样受到责罚的原因所在。而驱袁发生后徐氏不安其位并加紧营谋内调，可见驱袁一事客观上起到了助推器作用，加速了此一人事调动的进程。但需注意的是，即便没有驱袁发生，此一亦终会实现。就清廷而言，对徐世昌未予惩处反予内用，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首先，顺应了时论对徐氏东北施政的不满情绪，但又超出了驱袁后时论对徐氏仕途、命运走向的揣测。其次，在顾及徐氏个人更调诉求的同时隐以监视、培植之意，从而达到储备中枢人才的目的。最后，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驱袁之后弥漫于尤其是袁系官僚中的不安情绪，同时也缓和了驱袁之后
  于列强的外部压力。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颇具人望，尤其是施政能力深得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俭朴的品行和作风、在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旗人身份以及“平日不附项城”的作风，则是重要促成因素。同时，调派锡良督东亦可在很大程度上缓和时论对徐世昌东三省施政的不满情绪。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实具政局发展演变之风向标的历史意蕴，其事来龙去脉展示出光、宣之交政局的若干特色：其一，从视角看，这一时期各种人事风闻甚嚣尘上，或
  于消息，或
  于内外揣摩推测。这当中，外论尤其反应迅速且不乏准确观察，反映出列强对中国内政窥测之深，亦为中国沦丧之一证。其二，从徐世昌、锡良角度看，两总督皆在任内不安其位，虽内中缘由复杂各异，然相同的则是省域新政之难。两人在清末皆号为派，尚且如此表现，虽不能由此贸然得出其人热情低下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实非正常状态，不仅意味着省域大员人事运转出现严重问题，也了光、宣之交省域新政愈加陷入复杂难解的困局之中。其三，从载沣角度看，一方面他对徐世昌、锡良请辞的主观诉求给予了充分考虑，反映出其调和清廷和督抚大员关系的努力。很显然，清廷与督抚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并非单向的权力给予与受纳，两者之间互相支持、配合，远比剑拔弩张更能带来利益和实惠，载沣显然体悟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整体看载沣驱袁后对袁系人物以排挤为主，内用徐世昌仅为一个特例，其后又有数位袁系重要人物罢官去职。如果说内用徐世昌展示出载沣对政局的把控能力，那么，他过于依恃内用徐世昌之特例对于稳定内外局势的作用，则无疑又凸显出其幼稚性。
  
 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载《史学月刊》2022
  年第10期，
  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
  。

2. 清宣统戊申年是公元多少年

关于清宣统戊申年是公元多少年的问题，“戊申年”是1908年。但是，溥仪是从1909年即位，年号为宣统。宣统的年号只有3年，这3年中不存在"戊申年″这个年份。下面列出宣统对应的历法如下：1909 宣统元年，是农历己酉年；1910 宣统二年，是农历庚戌年；1911 宣统三年，是农历辛亥年。宣统的年号一共是3年，虽然到1912年才退位，但是年号只保留了3年。所以说戊申年是1908年，但不是宣统在位的年代。
附：天干地支：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3. 清光绪戊申年是哪一年，光绪戊申年是公元哪一年

 清光绪戊申年是哪一年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公元1908年），铸造有大鄂与小鄂之分，又有粗鳞龙（地方龙），细鳞龙（部颁龙）。因个头较小，所以存世量不多。大鄂配粗龙鳞多，细龙鳞鄂少，小鄂配细龙鳞少，粗龙鳞多。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双耳旁竖笔短)又称大鄂字一文。
   龙面：平身细鳞龙，即小鄂龙
   直径：16.9mm 厚：0.9mm 重：1.2g 黄铜 七级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双耳旁竖笔长)又称大鄂字长耳一文。
   龙面：环眼粗鳞龙（右上爪下云朵粗卷状）。
   直径：16.5mm 厚：0.9mm 重：1.3g 黄铜 九级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双耳旁竖笔长)又称大鄂字长耳一文。
   龙面：平身细鳞龙。
   直径：16.5mm 厚：0.9mm 重：1.3g 黄铜 七级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双耳旁上笔尖，斜与其他版本不同)又称大鄂字尖耳一文。
   龙面：圈眼粗鳞龙。
   直径：16.5mm 厚：0.8mm 重：1.2g 黄铜 九级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双耳旁小，面边廓宽厚圆润)又称大鄂字小耳一文宽边。（另有大鄂小耳一文窄边）
   龙面：鼓眼粗鳞龙（右上爪下云朵为散点状）。
   直径：17mm 厚：0.8mm 重：1.1g 黄铜 九级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双耳旁整体宽大开阔)又称大鄂字粗耳一文。
   龙面：圈眼粗鳞龙。
   直径：16.5mm 厚：0.8mm 重：1.3g 黄铜 九级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细小)又称小鄂字一文。
   龙面：平身细鳞龙（小鄂龙）。
   直径：16.4mm 厚：0.8mm 重：1.2g 黄铜 九级 红铜 九级
      
   字面：鄂字光绪戊申一文，(鄂字细小)又称小鄂字一文。
   龙面：圈眼粗鳞龙。
   直径：16.4mm 厚：0.9mm 重：1.1g 黄铜 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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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国戊午年是公元哪一年，光绪庚申年是哪一年

 戊午年是公元哪一年    谯氏族谱对每一个谯家人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记载着谯氏家族的世系繁衍，记载着谯氏千年文明，也记载着谯氏祖先的动人事迹。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动荡和战乱，许多珍贵的谯氏家谱也免不了随着动荡而消失在动荡中。也正因此，现在还留存着的谯氏家谱，值得引起每一个谯氏人的珍视。
      
    在四川达州，就有一本为数不多且留存已久的“谯氏族谱”。它的主人是一名叫谯耀的老人。
    曾修过成昆铁路的谯耀洲，虽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记忆力特好。说明来意后，老人高兴地拿出了他珍多年的《谯氏宗谱》手抄本。这是一本32开大小，宣纸毛笔楷书字体书写，共34页的手抄本。共分“谯氏宗谱志”“谯氏源流记”“谯氏宗祠总谱序”“二之祖名开列于后”四部分，约6000余字，修谱时间为戊午年（公元1918年），距今已逾百年。
   
      
   老人告诉笔者，此族谱系红峰镇马鞍山村民谯仕亮的堂祖父谯光辉身前抄写的。当年抄写了两份，其中一份由迁入陕西东山乡的谯明亮带走。谯耀洲得知此谱珍贵，遂于1986年托人又抄写了一份，并珍至今。至于原本《谯氏宗谱》早已不知其踪，甚为遗憾！谯耀洲老人自豪地说，别看我这个《谯氏宗谱》不起眼，1989年，宣汉县门还将其专门送往参加过全国各地的姓氏族谱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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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戊申年是公元哪一年，光绪戊申年是公元多少年

 光绪戊申年是公元哪一年      
   第八代之一的谈水芳在上课
   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大畈村，有一个谈姓的家族，自之一代谈景露从清朝嘉庆年间（1797年）创办私塾以来，至今共有9代16人连续从教，从旧走进新时代，从私塾先生到体制教师，历时224年。时间更迭，沧海桑田，爱教育、爱学生、专一行成为这个家族的精神，也从家族中走出了众多的教育人才，一代接一代。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家族薪火相传，代代为师，代代不绝？教师节期间，记者对这个“最牛教育世家”进行了采访。
   A、肇起书香，首举教鞭
      
   谈氏宗谱记载之一代谈景露创办私塾
   谈景露，廪膳生（即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名文，字连江，号友堂。生于清乾隆乙酉（1765年），嘉庆丁巳年（1797年）邹宗师岁入县学为秀才，己未年（1799年）李宗师补廪（生员经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者，增生可依次升廪生）。
   据悉，谈景露自幼聪明好学，刻苦勤奋，是以学有所成，得以考取享受廪俸的秀才。然而，作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廪生，谈景露没有再去追求功名，也没有踏上梦寐以求的仕途之路，却在自己村里建立家塾，招集村童，讲解诗书，走上了只有穷秀才才从事的“家有三斗粮，不为孩子王”的从教之路。
   从此，谈景露以呵砚为乐，以舌耕为业；绛帐宏开日，生徒满座时。先生因材施教，一时桃李芬芳。有其门生留于谱首的文字为证。
   “友堂家老夫子，黉宫展策，饩食养身。先生学古邹鲁儒绅，生徒济济，善诱循循。先生名望关西一人，内锄骄族，外捍强邻。先生抱负郑侨经纶。（受业门生薮谨识）”
   事实上，谈景露家并非“三斗粮”的温饱，而是拥有重重院落，几十亩良田的比较殷实的大家庭。谈景露从事“孩子王”的职业，既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教导自家的子弟，而是因为看到众多的村童整天东奔西跑、无所事事、虚度光阴，心里萌发了创办家塾的想法，自愿担当起训喻的职责。
   B、二页书香，续举教鞭
      
   第二代谈运隅的宗谱记载
   谈运隅，谈景露之子，业儒（以儒学为业），字定芳，号岑蔚。生于清嘉庆丁巳（1797年）。谈运隅同一样，从小饱读诗书，晓以大义。受的熏陶，谈运隅从小就从教的种子，操翰泼墨为乐，最终学有所成。学成后，谈运隅继承了衣钵，乐育英才，忠孝为本，弘扬教书育人之风。
   “公善也。幼从令先父邑廪生连江游，读书晓大义，不兢兢于章句之末。既而乐育英才，咸以忠孝节义为本，盖其素性然也。（节自邑增生竺山氏王国宾撰《大储封尊老伯定芳大人传》，载于谱首）”。廪贡教职徐绳武撰赞：律身勤俭，处世公平，持家创业，教子成名。
   相传谈运隅门下的，有成就的人非常多，而中最为突出的则是他的儿子谈会龙。
   C、三页书香，再举教鞭
      
   第三代谈会龙的宗谱记载
   谈会龙，谈运隅之子，谈景露之孙，经明授进士，榜名玉书，字朝珠，号卧冈。生于清道光乙酉（1825年），道光己酉年（1849年）学院孙科入县学，后得附贡，于同治壬戌（1862年）经明授进士，候选儒学副堂。
   作为谈氏家族的第三代的“掌门人”，谈会龙年少通敏，读书不专事章句，务求可见诸实用，尤留心于史学，究治乱之由，以达当世之务。发文则豪宕奇纵，不可控制。当时率兵驻守在九江的李续宜（曾国藩旗下），非常认同谈会龙的学识与才干，想把他留在军中从事军务，谈会龙以父母年事已高、需要身边尽孝而婉言谢绝。
   谈会龙谢绝李续宜的举荐后，继承父业，回到家乡，以培植人才为已任，为生徒点窜文字，涤烦导滞。对于义理、事物、情态未能达者常给予详解，以尽其致。谈会龙设教受徒40余年，由他教授出来的学生，有成就的人非常多。
   乙酉（1885年）科举人二等候选教职叶润书赞曰：先生居乡里时，创宾兴（荐举贤能）、捐学租以振兴文教，寒俊多赖以济。至今思之，不忘于心。然余尤敬先生辞李公聘一事，为有古孝子之风。
   D、四页书香，四代授徒
      
   谈氏家族之一的谈际劢
   谈氏家族之一的谈际劢，太学生，榜名英华，字相国，名斗城，号云楼。生于清咸丰辛亥年（1851年）。
   谈际劢继承了父辈会读书的基因，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记，能著 。历数寒暑，文思大进，所作 深为时贤琴先生称颂，“每以为必售也”。赴试，县府屡列前茅。应书院课，诸山长都深器之。己卯年应院试、落孙山，愤不欲归，于是前往白鹿书院，刻苦异常，文又大进。
   谈际劢同先辈一样，善于教书育人。开绛账，扬教鞭，以己学之法传之于生徒，生徒学问大进。先生门徒中能文、有成者众。可惜的是，谈际劢年寿不永，只有29岁就去逝了。
   “奈命不逢辰，学如刘贲，其若下第何？然尝设绛帐，善教人。故成就者众。亦见文之必可传于后也。”（摘于谱首）
   之二的谈际劻，廪膳生，名瀛洲，字辅国，号海客。生于咸丰甲寅年（1854年），光绪乙酉年（1885年）学院梁取入县学，辛卯年（1891年）龙取超等之一补廪。
   谈际劻幼读父书，与其兄谈际劢从其父朝珠游，晨夕相共，历20余年，文字之间互相砥砺，卓然有名于世，学问日进，声名日噪。
   谈际劻不仅继承了家学，还发扬了传统，教书育人，桃李芬芳。
   E、五页书香，五开绛帐
      
   谈景露第七代孙谈雨非与宗亲在翻阅谈氏宗谱
   之一的谈芝荣，廪膳生，名李青，字瑞兰，号莲蒲。生于清同治辛未年（1871年），光绪壬辰年（1892年）崇府尊取列案首，盛学宪取入县学，黄学宪补增。
   谈芝荣8岁丧父，随其祖父读书。及壮，从名孝彦叶先生游，学问大进，屡试冠军，以府案首入庠，旋食饩。两膺堂也，但先生觉得制科足以困人，不若从事教育有益于世。于是，先生锐意兴学，至老不倦。清鼎革，县知事段世德聘充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过两年，应契友柯祖梅约赴浔阳道，考取更优等俊士，人以进身之阶，而先生视之淡如，仍以作育为务。捐重资筑校舍，丁巳年（1917年）手创培植高初两级小学，化裁后进，不遗余力，县知事尹光勋赠以“乐育英才”匾额，奖以二等金质嘉禾章，黎元洪大授给“敬教劝学”匾额。其好友曹德山创办匡庐中学，慨然捐百金以助。教育厅长朱念祖久闻其名，一见如故，聘充教育厅长谘议，旋委任为县教育局局长。
   谈芝荣以培植人才为己任，不但锐意兴学，还亲举教鞭40余年，生徒有成就者众，服务者多。
   “瑞兰兄本邑名宿，刚直廉贞，邦人景仰。善属文，天才豪放，一时贤士大夫争与之游。如吾友清进士前任鄂省府王恒及前任本省议员柯祖梅，固士林翘楚，于当世少所许而独心折之，称曰：畏友食饩，后尽瘁事业，其特立之大节，有口皆碑。兄致力教育，孜孜数十年，人才辈出。余则奔走法曹，无所建树，有愧老友多矣。”江西高等赣州之一分院院长曹德三撰言。
   之二的谈苓荣，名展鹏，字芳兰，号香浦。生于同治甲戌（1874年）。谈苓荣聪慧好学，承继儒业，精明谙练，富将伯之资。时人赞其与兄瑞兰两先生为宋郊宋祁再世。
   之三的谈菊荣，名家常，字郁兰，号秋圃。生于光绪丙子戌（1886）。谈菊荣志气轩昂，年虽弱冠， 议论已超越乎寻常。谈苓荣、谈菊荣同兄长谈芝荣一样，执鞭教堂，都有成就。
   F、六页书香，六乐弦
      
   谈氏宗谱
   第六代之一的谈华材，名兆康，字达夫，号静轩。匡庐旧制中学毕业，曾任瑞昌县参议会秘书，县立中学国文教员，生于光绪壬寅年（1902年）。这位历经清、、三个历史时代，深受祖辈的影响，不畏动荡，坚持手执教鞭，桃李遍及天下，把谈氏家族的从教事业推向了一个巅峰，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
   据谈氏族人介绍，谈华材幼承家学，性情谨厚，20岁结业于匡庐中学，后奔走于军、政、教数界，从来没有放弃学习，尤其是沉酣典籍，磨练精神，他的诗文在当地算是更好的。作为当地有威望的老前辈王明然老先生，都称赞谈华材挥毫敏捷，不构思、不起草，机杼自成一家。在章门（赣州）求学时，每一篇 写出来，老师都要批给同学们抄写，给同学们传赏。
   “滕王阁上忆滕王，往事而今倍感伤。且喜芳名垂宇宙，长留高阁镇长江。”谈华材写的《滕王阁》一诗，名传遐迩，誉满校园。
   谈华材学成返回故乡，接过长辈的教鞭，培植学堂。后来遇到八二师政训处处长熊仁荣，邀请担任少校文书。不久，瑞昌县县长黄石生又推荐他任参议会秘书。相继敦聘，爱敬备至。然而不久，他辞去所有职务，遂执教于县中。后，他又被邀请到家乡教书，一直未离教鞭。
   砚田无恶岁，舌耕有余欢。谈华材先生业绍家风，酷爱教育。当培植学校遭兵燹摧颓，他又发起并辟建敷溪学舍，开办学校，培养人才。如同济大学教授曹宇平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服务地方的学子更是不计其数。
      
   《敷溪堂》记载了谈氏家族的教书史
   先生自辑诗、词、文、联、札记凡三十六卷，因时局动荡未付梓，不幸被烈火付之一炬。
   第六代之二的谈华榜，九江五邑中学毕业，名兆安，字谨夫，号竹轩。生于光绪戊申年（公元1908年）。先资颖异，苕龄叨陪鲤对，嬉戏间其义辄析，当时儒流戏呼小苏。而立后，一反前疏，坦白无机心，耿耿寸丹，盖可告人。先生执教，生徒如友；先生善书，争相描摹。
   第六代之三的谈华栋，字梁臣，号兆济。生于光绪戊申年（公元1908年）。谈华栋诚悫勤敏，学力日进，翘然异侪辈，奈体弱早逝， 虽操教鞭，未一展其志。
   创立私塾，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谈华材、谈华榜、谈华栋兄弟共同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学子，勤苦耕耘，不懈奋斗，把很多孩子培养成有用之才。
   G、七页书香，七执教鞭
      
   谈氏家族第七代的谈太平，88岁高龄，还能读书看报
   今年9月10日，是中国第37个教师节。对瑞昌市88岁高龄的谈太平老人来说，是最开心的一天， 四面八方的祝福涌向他。在“勤勤恳恳，凭心做事；兢兢业业，以德树人”的家风家训影响下，作为谈氏家族第七代代表的谈太平来说，他用一生子承父业，秉承家风家训，立足三尺讲台，传承教育世家风采，光荣的教鞭又在他手里传递。
   谈太平，字象祖，大学毕业，瑞昌县之一、第二届，江西省首批中教高级教师。生于甲戌年（1934年），少年求学省立二中，1955年九江一中高中毕业，同年参加教育工作，1958年考进九江大学文史专业深造，1960年毕业后又重返教育岗位，从事语文教学。
   谈太平先后任肇陈中学教师，瑞昌县教研室教研员，洪一中学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直到1994年退休。
      
   1989年九江市教育局编撰的《园丁颂》记载了谈太平的事迹
   谈太平继承了先辈的秉性，继续执起教鞭。他热爱教育，长期为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竭尽心力。在教学中，谈太平注重“双基”教学和写作训练，学生写作水平提高很快。1973年全校语文竞赛前10名中，他所带的学生占7名。1978年全县作文竞赛，他的学生分获之一名和第三名。
   谈太平执教鞭整整40年，一直耕耘在教育一线，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每当看到学生进步、成才，他的内心便生出感动与欣慰。他多次“优秀教师”、“教书育人积极分子”称号。1989年，他的先进事迹被收进九江市教育局编著的《园丁颂》。
   第七代之二的谈太兴，名绍祖，字震亚，瑞昌县立中学毕业。生于丙寅年（1926年）。谈太兴同样继承了父祖的事业，执教于国立中心小学，粉笔生涯，怡然自乐。谈太兴生性淳朴，有先祖遗风，行事端庄稳重。可惜只有26岁就因病去世。
   H、八页书香，八代教职
      
   谈氏家族第八代之一的谈水芳在课
   教书育人，不仅是教师的职业使命，还可以成为一脉相承的家风。祖辈们的师者风范，在言传身代代传承。
   第八代之一谈丽芳，从小就受谈太平的熏陶。她了解到有不少的学生毕业后也选择了教师岗位，有的还是高校教师。每当他们专程赶回来看望，感谢恩师的教育栽培时，谈丽芳也激动不已，在那一刻起，她感受到了师者的力量。
   如果说当时在谈丽芳心中了教师的种子，那么 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便是浇灌，让这颗种子发芽、抽枝、吐绿、成长。
   1984年7月，谈丽芳在洪一学区开始任教，先后调任高丰学区、瑞昌市第四小学执教，直到2022 年12月底退休，从教33年。她爱生如子，呵护学生；她授课认真，不厌其烦；她因材施教，品德育人。
   传师道、扬家风，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成了谈丽芳选择执起教鞭的初心。而作为成长在教育家族中的谈丽芳，这份初心，也是她的先辈为她的。
   第八代之二的谈水芳，也受伯父谈太平、姐姐谈丽芳的影响，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填报了九江师专数学与计算机系。因为理解，所以选择。几代人为教育的付出与努力引导，激励着谈水芳，让她也走上了教育之路，也成为了一名传承者。
   2001年从九江师专毕业后，谈水芳先后在洪一中学、瑞昌市第五中学、瑞昌市城东学校、瑞昌市第七中学任教。从教多年的她，一直身体力行，热爱教育事业，给予学生们爱心与呵护。
   谈水芳一直从事数学教学工作，注重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倾心教学研究，撰写论文10余篇，其中《如何培养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创新能力》发表于师范大学出版的《新世纪课程实践与探索》数学（7一9年级）第二辑。
   她是同事们眼中业务能力超强的“数学组一姐”，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学生亲切地称她为“一姐”、“芳姐”。由于工作出色，谈水芳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2006年荣获“瑞昌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8年评为中学一级教师，2022 年被评为九江市骨干教师。她先后担任10多年班主任，所带的优秀学生非常多，不少985、211院校都有她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谈丽芳，还是谈水芳，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她们选择的对象都是优秀的中学教师。
   I、九页书香染，教鞭或可扬
      
   谈氏宗祠上有《八代学子 彪炳千秋》的介绍
   随着的不断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密，学业的方向和就业的渠道越来越多，作为谈氏家族的第九代人，生在不同年代，长于不同环境，他们选择学业的方向虽然各自不同，但他们受家庭教育的影响，一个个治学严谨，颇有成就。
   第九代之一的谈伶伶，1992年1月出生，南昌大学毕业，目前在瑞昌市工信局工作。
   第九代之二的谈婷婷，1998年12月出生，海南大学毕业，目前在瑞昌市第八中学任教。
   第九代之三的谈仁俊，1999年5月出生，江西师范大学毕业，目前在九江市烟草专卖局庐山分局工作。
   第九代之四的谈小枫，1999年9月出生，目前在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上学。
      
   九代人的示意图
   敷溪脉脉，书香绵绵。谈氏家族第九代学子中，除还在接受基础教育者外，皆入高校浸染熏陶。目前，谈婷婷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九代教鞭可望传承。
   “我们大畈村，是远近闻名的‘才子村’，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个不到2000人口的行政村，先后出现了50多名博士硕士。大畈村之所以人才辈出，与这里重视教育不无关系。教育世家，九代传承，就是我们大畈村教书育人的一个缩影！”大畈村党支部谈荣光告诉记者。市场信息报记者 朱淳兵 江西信息采集中心 余振华 摄影报道
   以上就是与光绪戊申年是公元哪一年相关内容，是关于光绪的分享。看完光绪戊申年是公元多少年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6. 共和戊子年是哪一年，戊子年是哪一年属什么

 戊子年是哪一年      
   1928年-1938年的前门。
   ，五朝古都。千年兴衰，说不尽的风云往事。
   有人发现了一个规律：从1900年开始，每隔12年，也就是每逢农历子年，在，就会发生一系列轰动全国乃至影响世界的大事，令国人悲喜交加，嗟叹不已。
   2008年，一位名叫陈虎的学者总结说：
   “1900年(庚子年)闹洋子；1912年(壬子年)兴；1924年(甲子年)闹兵变；1936年(丙子年)闹小子；1948年(戊子年)迎；而后的几个子年，热就更多了，直到2008年（戊子年），中国举办了，才算是真正的举国狂欢，普天同庆。”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1936年的，以及那个年代在这个城市与一位大学生——后成为将领刘秉彦有关的故事。
   那时的叫做北平，而此时的北平已不再是一国的首都。自1928年6月，国民北伐胜利之后，城失去了中国首都的地位，更名为北平。大批的机构，也随之裁撤或被迁往长江之滨的国都。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路上有立诚银号,同泰祥,福利银号。
   电视片《子年》里这样解说道：
   “告别了们的喧嚣，北平城安静下来，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里大学云集，大学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这里拥有全国书最多的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每天开馆时间长达八小时以上，读者可以在此阅读珍贵的典古籍和新出版的书刊报纸。1936年全国出版日晚报共375种，在北平编辑出版的就有48种，高居全国首位，北平的文化可见一斑。”
   那时的北平，还是一个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物价低廉，谋生容易。
      
   老梳大辫子的姑娘和穿旗袍的。
   邓云乡先生在《旧京散记》一书里，这样回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市民生活：
   “如果一个人没有沾上嫖赌抽的毛病，愿意找一个事做，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地卖力气，哪怕是去拉人力车，或是给人当老妈子，也能挣够一家人的饭钱，过上个安稳的日子。同学的哥哥在红北师大附小当级任老师，月薪七八十元，家里太太做饭，带小孩，还养着读初一的弟弟。一家四口，住在四间西式红砖北屋，一间东厢房的小独院中，安安静静，优优雅雅地过日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商贩。
   这是1936年的北平，貌似祥和平静，却因为濒临日本侵略者的虎口狼牙边上，实际上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保定学子刘秉彦，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来到北平城的。
   他已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在此之前，刘秉彦害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那是1935年10月到12月间。他先是在保定西关的司罗医院住了半个月，出了院回校上课，病情复发，又住进南关的法国医院。
   稍好一些，便被一位远房叔公——刘冸水先生的老伴接到保定后街的家里疗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六七千名大学生涌上街头 ，冲破阻拦，汇集新华门前，要求对日作战，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党史称：这是地下党发动的救亡运动，目的在于迫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之后，这场运动继续发酵，声势浩大，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
      
   “一二九”运动中演讲的北平女大学生。
   正在保定亲戚家养病的刘秉彦，从每天的报纸上了解和 此事。
   “草木凋零，寒风凛冽，一个在垂泪，冻住了国民的心。”“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静的书桌！”
   报纸上这些充满感性的语言，使刘秉彦内心受到强烈震动，“我躺不住了，时常回学校打听消息。但是育德中学很沉静，直到学生南下保定，我跟着看了他们的街传，还有在保定市府门前的，才决定先回家去，然后再想办法去北平。”
      
   北平一二九 现场。
   刘秉彦在蠡县潘营村和全家老少一起过了春节。
   此时，这个大家庭的掌门人仍是业已年迈的祖父。
   那时候人们普遍结婚早，农村人家更是这样，刘秉彦虽然在保定读书，但在两年前他刚满18岁时，也由长辈做主为其包办了一门亲事。
   女方大他一岁，识文断字，家境殷实，娘家在博野县东曲村，距离潘营村二十多华里，是当地一位乡生的女儿。这位医生在清末中过秀才，因科举废除便改行行医，受文化与陈旧习俗的影响，曾经逼着女儿缠过小脚，后来又放了足，但足部已变得畸形，行走很不利索。
   刘秉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对这种包办婚姻并不满意，然而他又是刘家的长孙，不能不顺从于某些传统的束缚，况且他当时正在上学，尚未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但是这种顺从抑或妥协，毕竟难以给婚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长治久安。十几年后，已然在阵营里百炼成钢的男主人公，终于为这段姻缘划上了句号，毅然决然，不再回头，守在家乡的女主人——其后半生亦为此忍受了难以言说的痛苦。
   这既是那个时代许多旧式婚姻的悲剧，也是建国初期那批功臣将领和进城，处理家庭及个人感情问题的一个缩影。
   这是后话。
   再说刘秉彦1936年初在家乡度过的那段日子，小两口的生活相对平静，但是他和家中长辈的关系依然不睦。在外念书的时候，他有时也会思念家乡，惦记家里的亲人，想念这平原的景物。但是一回到家，看到长辈们过着那种叫人窝心的生活，他就按捺不住离开的冲动，渴望远走高飞。
   母亲早逝，空有一肚子学问的因抽大烟而自暴自弃，虽然被祖父逼着从县辞职回了家，却还是游手好闲，无法顶门立户。他本为此常常自嘲感叹：“打从元朝，跶子就把读书人列为‘十儒九丐’，到现在什么朝代咧？还不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吗！”
   眼看着名牌大学毕业的长子变成了这样，一生未曾见过大世面的祖父痛心疾首之余，便认定这是在大城市洋学堂书读太高给害的。所以，当长孙刘秉彦在保定育德中学读到高二时，老人就不让家里再出学费了。
   我上学家里反对，更激发了我继续深造的决心，到北平念大学，然后找个好职业，是我那时主要的想法。因此又在育德中学下功夫死读书一年。一方面我是受过十三年资产阶级教育的旧，也在追逐个人前途；另一方面我也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参加了‘左联’和‘反帝同盟’等群众性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旧、旧家庭、旧制度的不满情绪，所以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造。
   这是几十年后的期间，身为高级的刘秉彦蒙冤入狱之后，所写的《 我的历史问题的检查交待》，其中的一段文字。相信是他当年地向党交心的真实思想，并多少带有某些自虐式反省的意味。至今读来，不免令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
   现在，刘秉彦要去北平上大学，祖父坚决不同意，并冷冷地撂下话来：“高中都毕了业咧，还要怎么着啊！你要上大学，家里绝不会再供你了，你非要去，那就自个儿想办法找职业挣钱吧。”
   就这样在家拖延了三个多月，直到过了清明节，平原上的绿油油的小麦开始孕穗了，刘秉彦才匆匆走进这春天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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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戊戌年是哪一年

1838年、1898年、1958年、2018年、2078年、2138年.......都叫戊戌年。戊戌年是农历干支六十甲子中的一个年份名称，每60年为一个周期，即常说的60年一甲子。
戊戌年的叫法是中国传统纪年，干支历的干支纪年法中一个循环的第35年称“戊戌年”。以下各个公历年份，年份数除以60余38，或年份数减3，除以10的余数是5，除以12的余数是11，自当年立春起至次年立春前止的岁次内均为“戊戌年”。
干支历是以六十组各不相同的天干地支标记年、月、日、时的一种历法，是中国所特有的阳历。它以立春为一年之始，用二十四节气划分出十二个月，每个月含有两个节气，没有闰月。干支历与地球环绕太阳的周期运动有关，它能反映出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
我国自古以来，干支历一直为官方和民间所普通认识，应用于天文、风水、命理、选择术和中医等学科上，并为历朝官方历书（即黄历）所记载。

扩展资料：
戊戌年中，最有名的历史事件是“戊戌变法”。它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因变法损害守旧派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戊戌年

8. 戊戌年是哪一年？

1838年、1898年、1958年、2018年、2078年、2138年.......都叫戊戌年。戊戌年是农历干支六十甲子中的一个年份名称，每60年为一个周期，即常说的60年一甲子。
戊戌年的叫法是中国传统纪年，干支历的干支纪年法中一个循环的第35年称“戊戌年”。以下各个公历年份，年份数除以60余38，或年份数减3，除以10的余数是5，除以12的余数是11，自当年立春起次年立春前止的岁次内均为“戊戌年”。

扩展资料：
干支纪年起算自二十四节气之立春，而干支纪年又是干支历的纪年方法。历代官方历书（即黄历）皆如此。农历只是借用干支来纪年，其一年的范围在正月初一至除夕内，此点并无争议。
而农历和干支历是两种不同的历法，两者在年份起点、月份划分规则、每年天数等皆不同。